在樟村坪通往宜昌的矿区公路上，人们时常可以看到，“宜昌鸿泰磷化有限公司”的汽车，满载乌黑发亮的磷矿石，一辆接着一辆，跑得又快又欢。可是，人们很少知道，鸿泰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兴明。
副业工唐兴明
1954年10月的一天，在距樟村坪镇不远一个小地名叫南沟的地方，村民唐魁林家里，来了不少的客人，庆贺唐魁林又得了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，就是现在的唐兴明。
1961年秋，唐兴明上学读小学一年级，正逢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吃的是野菜树皮，穿的是补巴布衣，住的是树筒子屋，寒冬腊月下大雪，只能把一双破布鞋提在手上，打着赤脚到学校，用热水烫个脚再穿上。唐兴明每走几步回头望，雪路上留下他深深的赤脚印子。放学了，照样要把破鞋脱下来提在手上，走到家洗了脚再穿。妈妈看到他两脚冻得又红又肿，忙用双手握着他的脚，眼睛水一滚就出来了。孩提时代的唐兴明突发奇想，要是什么时候发财了，吃米饭、穿皮鞋、住瓦屋，那该是多幸福啊！
到了1967年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唐兴明家里吃不饱穿不暖住不安的日子，开始有了些好转。正在那时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，就连还不通公路的樟村坪，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“洗礼”。唐兴明看到，读书要么敲锣打鼓天天造反，要么放农忙假回队劳动，他勉强读完小学，就决定不上学了。无论父母亲怎么劝，他都不答应。
小学毕业的唐兴明，在家干些放牛打猪草的轻事活儿。他的父亲原本是老木匠，看到儿子勤快聪明，就要唐兴明跟着他学木匠。唐兴明开始没答应，说木匠也是下力的，一天到晚砍啦刨啊，搞的太吃亏了。父亲劝他，木匠是门手艺，俗话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，当个木匠，给别人做木活，别人很尊重，吃饭时至少有碗鸡蛋，即使没有鸡蛋，南瓜小菜也要多着点油。时年14岁的唐兴明，一心想着要摆脱又穷又苦的日子。听父亲这么一劝，就去跟着父亲学做木活。他们父子俩背着锯子斧头，这山进那山出，东家打一张床，西家做一个柜，两年下来，唐兴明成了樟村坪小有名气的木匠师傅，远近的人都要请他做木活。正在他名气越来越大、活路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唐兴明认为当木匠没得搞头，毅然决定不当木匠了，回家种田。
16岁的唐兴明，天天扶着犁尾学耕田。力气单薄的他，经常被牛拉起飞跑，跑不赢了，就要滚在犁沟子里，摔的鼻青脸肿。那时，农村实行大寨式的工分，他尽管年纪小，但是十分卖力，常常和大人一样干活，可是到了评工分时，人们总说他还是个孩子，一天给他五分六分。那时十分的分值不到两角钱，唐兴明苦干一天，还挣不到一角钱。种了三年田，耕田、赶耖、拉耙等难活儿都学会了，唐兴明也长成了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成了硬肘劳动力，除了种田外，还养了一头牛，他每天打早工割一回草，吃了早饭又下地劳动。
1971年，唐兴明觉得种田划不来，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搞一年上头，只能搞几十块钱。恰在那时，国家在宜昌的三线建设项目多，唐兴明申请生产队、大队同意，到鸦官铁路去当民工。修了一年多的铁路，学会了打炮眼，装炮、放炮。领导见他能吃苦，经常表扬他，鸦官铁路修完了，唐兴明还被评为先进。
唐兴明从鸦官铁路回家没多久，上面有任务下来了，每个生产队要按实际拥有劳动力的比例，调人去修宜莲公路。年轻力壮的唐兴明，被正式派到了宜莲公路。在工地上，领导发现他聪明灵活，就安排他当采购员，专门为食堂买菜。自小在大山里长大的唐兴明，只会背背篓。然而，在宜莲公路买菜要以肩挑为主，一担菜上肩，压得他只咬牙。他隔三差五地挑着担子到宜昌、小溪塔买菜，学会了挑担子，还学会了老马叉。唐兴明感到很快活。
1974年，宜莲公路修完了。唐兴明回到了生产队，碰到湖北省第七地质大队在樟村坪一带搞勘探。地质队有个当头儿的，看到唐兴明生得机灵，又能吃苦，要请他去当副业工，帮助转运勘探工具。这个时期，外出搞副业是要给生产队交钱的。唐兴明与队里口头协定，搞一年副业，给生产队上交650元，队里按高于同等劳力30%记工分。
1976年，地质队撤除了。唐兴明与本地20个劳力一起，到葛洲坝工地当副业工，在那里干挑、挖、搬、抬的重话，一个月工资才70元。唐兴明算了个账，吃了用了，上交生产队650元，一年下来还要亏一大砣。他和几个伙计一商量，被子一背，回樟村坪了。
唐兴明又在樟村坪境内当副业工，专门为别人砌田坎、筑河堤。那时，秦家坪办了个硫铁矿，苦于找不到汽车拉矿出去。唐兴明回想在葛洲坝当副业工认识几个司机，他与那几个司机联系，请他们来帮忙拖硫铁矿，每拖一车，唐兴明得2至3元的奖励。
唐兴明长期在外面搞副业，多多少少可以挣几个零花钱，家里人吃的穿的用的发生了变化。俗话说，一家有饭吃，十家不欢喜。有些人眼红了，要求把副业工高于同等劳力30%的工分减下来，与同等劳力一样记工分。唐兴明听说了这个事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他知道，生产队没有收入，年年就靠他们几个搞副业的人交点钱搞分配。那年的年底，唐兴明回到生产队，怀揣着650元钱，就是不交。生产队里催他结账。唐兴明说，说好了的，我们交650元钱给队里，队里按高于同等劳力30%给我们记工分。现在，你们变了，把高于同等劳力的30%取消了，我们不交钱，干脆也不要队里的工分了。生产队没办法，把唐兴明在大队当干部的远房亲戚搬来解决。唐兴明同样据理力争，仍然坚持没交，搞得大队干部很没面子，黑着个脸离开了。
过了些时，唐兴明家里急需木料整修房子。他写了个申请去大队办手续，没想到冤家路窄，手续该上次那个大队干部审批。那个干部一见到唐兴明，就想起那次丢面子的事，死活不批。唐兴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当即和大队干部吵起来了。大队干部越是铁了心，把申请书往桌上一扳，说：就是不批，看你怎么搞。未必你还搬起石头砸天去！唐兴明摆着脑壳，他什么办法也没有，只好怏怏地回家了。
有一次，那个大队干部到唐兴明所在的生产队去开会，看到唐兴明不在场，就和别人讲，唐兴明的父亲是三青团员，大爹当过保长，并且还要他牵过马。没想到这话让唐兴明听到了。青年时代的唐兴明，虽然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野蛮小子，却也生有一个毛桃子脾气。唐兴明气得两眼冒火，猛力把门一推，几步冲到大队干部面前，抓住他的领口问：这是解放前大人们的事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正在夸夸其谈的大队干部，被突然而至的唐兴明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。唐兴明挥舞着拳头，说要揍他的人，幸亏老书记及时去解了交。讲起这些事，唐兴明说，年轻时候太冲了，做事根本不计后果，现在回想起来很后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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